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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印度“围剿”的中国CAR-T:不仅是药企不“争气”

202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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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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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印度CAR-T获批的标准是什么?”

  “CAR-T疗法这么快降到3万美元,谁敢保证疗效?”

  “它们攻克了什么技术难题?”

  “国内CAR-T还在100万的门槛徘徊,能不能学学印度和巴西呢?”

  “在质量同等的情况下,把东西做便宜了,那才叫便宜。”

  “想要降到20万,再等十年吧……”

  随着印度、巴西仅3-4万美元(约合20-30万元)的低价CAR-T横空出世,产业界的讨论萦绕。

  “这是一条未来必须走的路。”的确,降价是趋势,但直接要求降至印度CAR-T的价格标准,短期来看并不现实。

  国内药企会感受到压力吗?答案是肯定的。

  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的CAR-T或许都面临着被拿来与印度、巴西相比较的“痛苦”。

  然而这是它必须经历的阶段。其实,这不仅是CAR-T的“痛苦”,也是所有中国创新药正在经历的“痛苦”。

  直面低价CAR-T背后的关键争议

  纵使印度、巴西低价CAR-T一闻已过半月有余,但产业界的讨论仍不绝于耳。

  初闻这一消息,博生吉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杨林的第一反应是,印度或许是按照医疗技术的模式进行管理和制备CAR-T细胞。这也是大多数产业人士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共同的猜想之一。背后原因很简单,按照医疗技术的管理模式,CAR-T的成本必然大幅度低于按照药品监管模式的CAR-T细胞药物。

  众所周知,中国的细胞治疗,经历过医疗技术和药品监管两条路线之争。目前国内对于细胞治疗的监管,一直采用“双轨制”,但为避免出现曾经在医院或实验室自制的类似手工作坊式的CAR-T,难以保证质量及稳定性,产业界而今更倾向于将其作为药品来监管,但这同样需要付出更高的监管成本。

  基于此,印度获批的监管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是多位受访者提出需厘清的首要疑问。监管差异也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细节问题。国内已有一款CAR-T上市的公司高管汪军(化名)提出疑问,印度药监部门会否对检测的项目要求更少一些?具体的检测项目是什么?

  “按照国内此前走医疗技术模式,在院内制备CAR-T可能比印度和巴西价格更便宜一点。”汪军指出一大误区,“国内之前院内制备CAR-T如火如荼,称为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与药监审批IND迥异,是科学审查的途径。按照这种方式,在医院里面自己审查完就可做临床,CAR-T一般价格约在二十余万,有可能比印度的价格还低一些,但质量一度曾出现混乱。”

  抛开可能存在的监管差异,印度、巴西CAR-T疗法之所以能够实现“低价”,又攻克了哪些技术难题?

  杨林分析,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印度该款CAR-T疗法是一种具备人源化CD19抗体片段的传统自体细胞治疗产品,其研发团队的CAR-T药物相关基础技术得到了美国国家肿瘤研究中心的培训和指导。“该药物从结构和制造流程上与目前已上市的几款自体CAR-T疗法相比并无显著差别。”

  因此,全面的“本土化”可能是制造成本显著降低的关键。

  “这里的‘本土化’不仅包含可显著降低成本的生产基地,生产技术人员的本土化,还可能包括CAR-T药物生产用病毒载体原材料,检验原材料的本土化。”杨林进一步分析。

  虽然印度并未详细展现各自技术的迭代究竟在何处,但提到了自有的病毒载体生产。宜明细胞联合创始人、CEO 李琦琛分析,对于报道所说“自有病毒载体生产”,应该是进行了技术的改进和提升,如可能是从贴壁系统到悬浮系统的改进。随着平台工艺的提升,产能得以增加,且该病毒载体自有而非欧美采购,继而实现了成本降低。另采用独特的细胞培养技术,应该是解决了一次性培养系统耗材昂贵问题,也使成本有所下降。

  针对巴西这款CAR-T疗法,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杨林分析,一方面可能基于全自动全封闭细胞产品生产设备及其技术平台,成功打造了分散的产品生产制造模式,该模式可能显著降低产品生产、运输与存储的成本;另一方面,结合高效的病毒载体生产工艺可通过显著降低病毒载体成本进一步降低细胞产品生产成本。

  之所以可以在上述环节降低成本,必然离不开印度和巴西的自有优势。

  首先印度和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以及人力成本优势为他们提供了降低CAR-T药物生产成本的充分动力与坚实基础。一方面,印度和巴西的医药行业与欧美主流市场长期高度接轨且各具优势,具备充分的人才与技术储备,这为快速实现突破提供了肥沃土壤。另一方面,印度和巴西一直以来在创新药本土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与特色。

  不过萦绕在低价CAR-T身上,仍有些未明的地方。另一大颇具争议性问题是,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衡量?必须强调的是,低成本不应是产品安全性、有效性下降的诱因,所有降低成本的技术路线都应该以保证产品安全性、有效性为前提。

  根据2023年12月在美国血液学会会议上公布的试验结果,在印度进行的有64 名晚期淋巴瘤或白血病患者参与的两项小型临床试验中,67% 的患者(53 名患者中的 36 名)表现出客观缓解,约50%的患者表现出完全缓解。

  这一结果也许并不惊艳,但杨林从有效性角度分析,认为其和目前已上市的几款CD19靶向产品是具有可比性的,但体内持续性方面还需要更长的观察时间。安全性方面,从该产品披露的人源化抗体技术路线可知其对于产品免疫原性,脱靶毒性方面是有一定设计规避的。

  “不过还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考验。”汪军认为,虽然详细情况暂未披露,但产品之间肯定会有差别,这仍是一大需要考量指标,对于病人来说,选择长期疗效,尤其需考虑复发率这一关键指标。“在质量同等的情况下,把东西做便宜了,那才叫便宜。”当人力成本、检测指标、监管标准等各方面都放得很宽的时候,价格差别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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